樹上飛馬

誰在使用暴力﹖

唯有政府才可以合法使用暴力。

唯有傳媒可以暴力地單方面呈現人、事、物。

我們都在場。我們都在暴力中。我們還可以無動於衷﹖不行動，是不是我們最慣常、最內化的行動﹖

警方三爬兩撥就把反世貿事件定性為「騷亂」，全城傳媒口徑一致，繼續合謀。自稱最有公信力的一份明報用上最暴力的形容：灣仔淪陷。到底是誰攻陷誰﹖沒市民受傷、沒商店被搶，戰場在哪﹖

只要你曾跟韓國農民一起上街，很難不被他們萬眾一心的誠心折服。除非你的心成石，除非你早不再去想自己為何要生存。

他們的訴求多單純、多直接、多基本：還我原有的生存條件，請不要用你們以為合理的原因，奪去我跟泥土的關係，取去我最基本的生存價值。

只要你聽過韓國農民的鼓聲，心弦怎不跟著跳動﹖

只要你看過一張張素臉，怎不迎上他們先給你的笑容﹖

我們不知道暴民的樣子，卻看見警棍落在沒有武器的韓國人身上。

被拘捕的人犯了什麼大罪，受到殘酷、非人性的看待﹖

為何要濫用暴力﹖掌摑女人，只因她要求拿一張毛毯﹖

為何要侮辱人性，要他們脫衣，要他們開著門如廁﹖

為何要用上各種荒謬的理由，不容許將被控以非法集會的韓國人保釋﹖

鏡頭前，警方說怎樣怎樣克制，鏡頭下，警權無限地伸張，這是不是可恥﹖

寒冷的十二月十八日晚上。

我們一起在鏡頭前見證暴力，一起消費傳媒為我們製造的暴力，一起被暴力催化感觀，直至，再沒有感覺為止。

有關文化行動

藝術創作跟社會的關係，一直很困擾我，是去了又來的老問題。

我很喜歡寫作，只願有能力寫下深刻的作品，更希望筆下有詩意，有美感。但討厭「藝術家」或「作家」這些稱謂，因為大家對「藝術家」早有既定的看法：情緒化、自我、任性、不願跟人溝通……，理所當然得似看見女孩子牌氣不好時，就話她「姨媽到」一樣，我不想被放置在一個既定的框架內。

最近，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，聽到台灣來的裝置藝術家許丞人溫柔而堅定說：「你自己不把自己看成一個藝術家，別要求人家把你看成藝術家。」但到底，一個藝術家是怎樣的﹖我應該追問，雖然跟他不太熟，只在上一次「灣仔現場」碰過臉，看過他一些很有趣的以霓虹燈作思考媒體的作品，覺得他是位很忠於自己，很誠懇的創作人。他這句話，一直在心。我想，各人都應有一個或多個對自己而言有意義的答案。

常覺得離開了社會脈絡，缺乏時代洞察力的作品，如綿花糖，又軟又香，卻沒有力度，不耐看。但介入社會的藝術作品，往往淪為藝術治療，而放棄了藝術水準上的要求及基本的把關。舉體例子就是過往在香港看到的「一人一故事」劇場，雖然有不少朋友參與，但我往往看不下去。問題很多。我未能認同。特別是當表演者把參與者一些很個人化的故事，很複雜、很糾結的情緒，以極簡單，而且往往重覆的肢體語言(可能是表現者身體慣性語言很多，想像力不足)來回送給對方時，我即離場。因為，我覺得很殘酷。一個陌生人把自己重要的故事(可能是爸爸去逝，可能是跟母親既愛又恨的關係)在眾人前勇敢地分享，再由另一位把故事中最dramatic的片段翻譯為簡單的肢體語言，我是受不了。我總覺得這是把當事人層次可以很豐富的感覺、掀動出可以很複雜的面向，一一扁化及壓縮。

我是矛盾的。我討討厭惺惺作態的所謂高雅藝術，也不相信只有少數的精英可以製造出深刻的作品，但什麼是好的藝術作品﹖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，我同意的。藝術普及是一件美妙的事。但，有著社會意識，帶著為群眾「充權」目的的作品，在水準、技巧上是否可以讓步﹖自己常強調的所謂「深刻」的意思，是針對什麼所指，而要作出有力的表達是否一定要透過高度的技巧才可以達到﹖問題又來：誰去決定什麼技術是好﹖什麼叫做藝術水平﹖我似乎對藝術水平有一種既定的要求及想法，具體來說，它們又是什麼﹖我不很確定。我常常以為，藝術需要一個昇華、提鍊的過程，這又是什麼。

文化行動又是一回什麼事﹖就是把社會議題/論述作有趣的呈現/發問/揭示? 如何去看待/衡量/反省行動過後的結果，不是要量化什麼成果，而是打開/累積一些什麼的經驗﹖常說在過程中，參與者得到「充權」，身份/能力/得到認同，當中是什麼價值被再次認同﹖如跟海潚後的泰國朋友做工作坊，讓他們在露天的地方以最簡單的媒介作畫，眼前呈現了一幅又一幅的豔麗作品，這個project 的意義是否在於治療﹖大概是要就個別的project作更具體的分析。但，到底參與行動的創作人的角色是什麼﹖如何引發有趣的互動﹖是否需要跟參與者作長期的溝通﹖

世貿舉行前，參加了Hong Kong on the Move攪的一個講座，題目就是：Artists in Action—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! 這真是一個很合胃口的題目。可惜時間比較短，自己也沒有做功課，對講者一點不認識。

但，來自菲律賓的Mideo M Cruz 先為大家提供了一些菲律賓人權被剝削的情況，每年有數以萬計(沒有抄下確實的數字)的人被拘捕，再用powerpoint 向到場的朋友問了一條很有意思的問題：

「作為敏於事，又有創意的市民，你如何回應如此情況﹖」(原文為英文，此為大意)

緊接下一張powerpoint 是他的答案：

領袖

組織者

研究者

學者

藝術家

他還強調，「你必先為領袖才可以成事」

我想，他所謂的領袖，不一定是政治建制意義上的領袖，也可以是思考上、理念上的先導者。不知道這位很有活力，面上總有笑容的先生的作品是否很前衛，但他所屬的new World disorder 也很有意思，讓我想起美國的adbuster。

在文化行動中，創作人是一位冷靜的旁觀者，還是需要直接參與，置身在風眼中，以靈敏的心魂、眼睛來成就作品﹖太接近風眼，會不會把情緒、心力消耗，而沒有餘力思考及細啄﹖

12月11日早上來到維園，看見瘋牛和一排一排銅孩，又是呆了。

陽光下，藍天底，雕塑線條更見明淨，黑骨錚錚，眼睛空洞而悲憤，它們在人群間拉行時，真是很震撼。視覺效果成功，在於投訴有力。

另一件 Survial of the Fattest 也很expressive，荒誕而沉痛：

I’m sitting on the back of a man

He is sinking under the burden

I would do anything to help him

Except stepping down from his back

看著被壓在下面的黑人，那張扭曲的面容，也真是有種跟他一起沉下去的感覺。

藝術家創作時，帶著多少的悲憤才能凝結出這樣鮮明、人人明白、感染力強的作品........

 

很密集，十二月，「Down Down WTO，Down Down WTO」，成為生活主調，噹噹鼓聲卻未能鎮定混亂的思諸。此刻的反思，很是難過，猶記咋天入黑後從尖沙咀坐船回中環，香港很美，人造明珠，是的，點點光芒都是家家努力而成，但，我們的所謂繁榮安定，成功故事，不是只建立在遺忘的本領嗎﹖沒有歷史包袱，沒有文化承擔，可以輕身上路；容讓自己不聞不問，生活由簡單的邏輯、單一的價值領航，所以可以義無反顧地自我感覺良好﹖很希望可以好好想，慢慢把如絮的思緒理出一點東西來。 

很衷心地感謝韓國農民。感謝他們用最原始(肉身的三步一拜)、最簡單(在公共空間或坐或躺)、最和平(音樂和舞蹈)的方法，最自律(行動後馬上清理現場)向我們展現被邊緣化的小眾如何以堅不可破的意志抵抗，為自己的生存方式力爭到底。多謝你們。讓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。

星塵翻動，願意不願意，陽光下，微暗盡顯。

女子躬身，彎腰，手輕舉，拿起掃帚，上推下落，輕拂、落地。看不見她的眼睛，掃帚卻如利刀，動作有致，落點無誤。掃帚過處，留下雪白寸痕。黑色地衣如粗糙蛋殼，被她一下一下地破開。開的是路。沒有回頭的時間，她只一直向前輕拂、落地。

越過育嬰室。掃帚劃過臍帶。腥血泉湧。落地嬰孩哭聲轟天。她沒停。掃帚不徐不疾，往上推，往下落，掃走經痛，撥開煩擾，界出明路。掃帚麥穗輕撫大地，聲音穩實平定，孩子聽了，笑了。

她繼續走。越過吵鬧的小房間。二百來呎的地方，兩張碌架床，滿地的雜物、玩具、報紙和超市膠袋。年輕母親剛好湊合足夠的禮品印花，開心不已，抱起在地上匍匐，見東西就放入嘴裡吃的嬰孩。仍然青蔥的父親，放下電話，拿起銀包和家裡所有錢，義無反顧地拉開大門，往街走。母親看著丈夫的背，無話，按著自己手上仍很痛的傷口。掃帚女子緩緩橫越，一下一下，竟就在房間拉開了一小片清淨地，明明亮亮，陽光洒來，年輕母親坐下，細想，自己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明天，有自己舒坦的空間。掃帚女子微笑，眼角露出老紋，繼續向前走。

她來到舊區唐樓小單位，燈光慘弱，地上都是用過的抹紙，椅上擱著濕濕漉漉的毛巾。警察剛來過，年紀不輕的阿姐又是煩心，鬼攪似的一星期來幾回，受無謂的嘲弄還可以，要提供免費性服務卻是難奈，又怕沒了米路，氣憤無奈不甘七上八落，想著想著，便是一把辛酸，一把眼淚。掃帚女子的腰愈彎愈低，動作卻勤快，她撥開地上積塵和抹紙，把阿姐帶到街上，享受陽光，享受工作後的良好感覺。阿姐坐在公園的長椅想：「若果我認定這是我的工作，我要活得有尊有嚴，也要有自己的工作權。」

歲月匆匆，掃帚女子年長了，累了。來到病床時，她的動作已很慢很慢。地上有淚。病人的記憶如髮絲緊纏病床，把他拉緊。他透不過氣來。他只看到大家的差異。悔恨只能靠體諒消弭。他卻怎也學不會。愈是拒絕，病愈重。她想替他抹乾地上淚水。可是，她不能，她倒下，掃帚女子使勁地用盡最後的力氣，轉過頭來，跟妳/你說：「這掃帚，妳/你接下罷，可以嗎﹖」

看見他，才一眼，便覺得髒，皮膚那樣黑，衣服那樣舊，眉毛粗，卻生了雙不對稱的小眼，倒三角型，眼珠在浮腫的眼皮下起伏不安，東走西轉。他人瘦，肚子大，食量驚人，頭一次跟他吃飯，白飯添過又添，十足一隻生怕再沒有機會吃飽的餓鼠，在冬眠前享用最後一餐。媽把熱飯拿給他時，他伸出又乾又爛的右手，三隻指頭有傷口，所有指甲有足足寸厚的黑邊。他笑時，一臉天真，卻露出疏疏落落的牙齒，左邊門牙還崩了一大角。這個人，這個陌生人，竟要住在我家。

媽叫我把床讓給他時，真火，一言不發，回房，猛力關門，上鎖，懶理。叫我分房給一位不知哪裡來的遠房親戚，真真開玩笑。你們潮州人鄉里情重是你們的事，跟我何干，老爸話我都是潮州人，要照顧自己人呀，我才不理，總之，這個人，跟我沒有關係。

　　這個人（媽叫他黑仔）原來是拿了雙程証來港求醫的。什麼遠房親戚，不過是他的祖父幫過我祖父，曾哎呀一聲，稱了兄弟罷了。經過打仗，經過文革，兩房人早互不來往，不知怎樣第三代人卻忽然找上門，向我們投宿。我雖然才十來歲，在家沒有話事權，卻怎也不願就範，出出進進時，總把自己房門重重鎖上，媽媽只能著他睡在本來就不大的客廳的沙發上。

　　真不明白媽為何信他，怎可把多出來的一套門匙給他﹖媽說：「招呼客人來住就要信人，不要看不起內地來的朋友，何況他有病﹖」看不出呀，他真有病﹖吃得多，睡得香，除了髒外，有什麼病﹖那天放學，帶了阿強、阿超回來試玩新機，一開門，他即見鬼似的，躡手躡腳把不知什麼藏起來，說不定把我們家的東西偷了出去典賣。儘管我們三劍俠視他如透明，放下書包，即堆在電視前打機，他卻一直在旁，傻乎乎地邊看邊笑，教我們渾身不舒爽。阿強阿超很快就沒了勁，嚷著要走，我多想跟他們一道離開，但想到還是不要讓他獨留在家，便把半個出了門的身子縮回來。

　　每天，放學後晚飯前的兩、三個小時，就只有我和他在家。最初，他很想跟我談談，我卻把門輕掩，裝著忙功課，實質留心他的一舉一動。他的手有傷痕，卻很麻俐，替我們修好終年滴水的水箱、番新了媽最不捨得拿掉的老厨櫃、閒來就找些東西修修補補。他也愛書，看的不是食療，便是中醫。每天上街一次，買回來一份又一份的報紙。他少話，晚上，吃飯時，爸爸跟他閒話時，才聽到他微弱、沙乾的聲音滋滋地響。

　　原本他有三兄弟，兩位哥哥去年在煤礦工作，出了意外，屍體至今找不到，兩位嫂嫂天天哭得死去活來，四個姪兒姪女還拖著幾行鼻涕只知吃和睡。他身體一直不好，常常無故暈倒，因此沒有跟去煤礦工作，留在家鄉替人修補家具。七個人，七個飯碗，只有他一雙手。於是挺身去賣血，卻驗出他的血早有問題，要長期療養。未幾，大嫂跟了港客，走了。二嫂去了上海工作，四個孩子，給鄉下婆婆照顧。他聽說香港醫療好，藥材純，少假貨，也有機會找快錢，便東借西併了點錢，來了。希望醫好病，又一條好漢。

　　　媽聽著，沒聲地掉眼淚。老爸忽然從櫃底拿出一支人參酒，要給他補身，再說：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不要以為香港遍地黃金，人人都要努力十小時工作，才有兩餐安樂飯，看我們，也．．．．。」他心領神會似的，默默細嚥補身美酒和老爸的話。

第二天，他開始早出晚歸，有時連晚飯也不回來吃。不是半夜聽見他長長的嘆息，或在吃我們的冷飯，差點忙了他在我家寄宿的事實。

有天早上，媽媽震天地怪叫了一聲，我和爸從床上爬出來，一看，滿地是血。原來他左手受了傷，未能止血。爸爸說要叫白車，他卻說不是三粒星，看醫生很貴。老爸唯有邊大力按著他的手，邊問他做了什麼。他一臉青，一臉白地說是替鄉里運廢鐵時，數口不對，打了起來，受了傷。大家無語。

下午放學回來時，他在家，在厨房對著一個大碗子發呆。

我問他怎麼了﹖他沒話。

碗內是一大片黑黑的東西在飄浮，像一只深海水母被拖了上岸，作垂死的張揚。我記得了，他說過賺了點錢，便會買些廉價的補血食品，如黑木耳，又平又有豐富的鐵質。「這片黑木耳很肥大呀」我說。「假的。」他聲音微弱，但頸部青筋暴現，火氣如抑壓了百年的火山隨時爆發。是的，當我細看，真有些黑色的墨汁慢慢浮出來，黑木耳很快變了一團粉團。我急步回房。

他在厨房呆了多久，天知道。我以為他會狂叫，以為他會暴喊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丁點聲音也沒有。我探頭探腦出來再看時，厨房地上流著一灘黑色的血。他走了。從此，我們沒見過他。